中国古代驿站与邮传 |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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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私邮和私营逆旅
魏晋南北朝时候,邮驿有一个显著的发展趋向,即“传”和“亭”逐渐统一为驿站制度。就是说,中央和地方的一般公文,一概由驿独力承担。主要文书则由发件单位派出专人送递,但途中替换的车马和食宿,也全由驿来供应。这样,“驿”就成为邮驿路上的唯一机构,它同时兼管起交通线上送往官员、专使和宾客的任务(这一任务先前是由传和亭来担负的)。另一方面,安排非官方的客商及私人旅客的食宿,则由一种新兴的私人旅店和寺院旅店来替代。 这时期仍未广泛出现私邮,只有个别的大官僚办过只供他本人使用的邮驿机构。普通百姓的邮件,仍只靠过往商旅捎带,或靠亲朋中有远任官职的人转送。例如,曾著有《后汉书》的南朝史学家范晔和名士陆凯,是至朋好友,他们常有书信来往。有一次,陆凯从江南托人给在长安的范晔捎去一枝梅花,并赋一诗曰:“折梅逢驿使,寄与陇头人,江南无所有,聊赠一枝春。”这一故事成为了文坛千古佳话。但这种凭关系捎带书信的方式是极不保险的。东晋时就出过这样一件事:有一个姓殷名羡字洪乔的人,他做官到豫章太守。有一次他从京城返回本郡就职,京城各界人士求他捎带了100多函书信。但这个人刚刚走出城外,就把这些信件都投入水中,口中还诅咒说:“沉者自沉,浮者自浮,殷洪乔不为致书邮”(《晋书·殷浩传》)。这件事引起了公愤,写史的人把这一事件起了一个专有名词,叫做“洪乔之误”,意思是这个名叫洪乔的人耽误了许多人的事,让后人都来谴责这个言而无信的人。除上述外,南北朝时的确还存在过另一种私邮,那是由各地的富商们筹办的、主要以沟通物价信息为主要邮寄内容的形式。 魏晋南北朝时期,私营客舍大大发展起来,当时人把这种私营客栈称为“逆旅”。这是自春秋战国以来就有的名称,重法的商鞅就曾经为加强中央君主专制集权而提出“废逆旅令”。商鞅认为逆旅是“奸邪”、不法之徒滋长的场所,所以应当取缔。废了这些民间客栈,则“奸伪、躁心”不生。随着两汉时期工商经济的发展,在“富商大贾周流天下”、“牛马车舆,填塞道路”的繁荣情况下,民间的旅店行业很自然地也发展起来。早期的笔记小说《汉武故事》,曾描写一个汉武帝微服私访住逆旅的故事。那个逆旅老板竟把汉武帝当成半夜行劫的江洋大盗。《后汉书》也曾在许多列传里(如第五伦、周防等传)叙述了当时“行宿逆旅”、“亭舍”的情况。曹操在建安十二年(公元207年)所写的《步出夏门行》一诗,也有“逆旅整设,以通贾商”的句子,说明东汉末年时逆旅是很盛行的。到西晋时,逆旅生意进一步兴隆。由于公营的客舍接待很差,许多官员也奔赴私营客舍。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,魏晋南北朝时期,国家的邮亭馆舍,都被豪门贵族败坏。许多原设邮亭遭到破坏,使得一般商旅不得不露宿野间。在这种情况下,私营客舍应运而生,便是很自然的事了。这时,又有一些人重弹当年商鞅的老调,提出封闭这些“奸淫亡命,多所依凑,败乱法度”的民间旅店。诗人潘岳站出来带头反对此种议论。他写了一篇《上客舍议》,认为这是便利过往客商的有利设施,早成为“历代之旧俗,获行留之欢心”,是不可逆民心的。潘岳列举了自古以来许由、宁戚、曹操都住过逆旅的实例,指出,这是交通商旅客观之必要:“行者赖以顿止,居者薄收其直”,也是理所当然的事。他认为,千里行路,沿途有这些私营逆旅,“客舍洒扫以待,征旅择家而息”,正是众庶之望,焉有“客舍废农”之理?这是一篇我国古代很有名的文章,也是交通邮驿史上珍贵的资料,反映了诗人潘岳正确的商品经济思想。潘岳还指出,当时晋朝境内“近畿辐辏,客舍亦稠”。首都洛阳附近,逆旅分布很密,冬夏各有温凉设备,粮草充足,行止日用方便,条件很好(《晋书·潘岳传》)。 到南北朝时,这情况更有发展,无论南方北方,一些官僚都有自营客店存在。如北魏大臣崔光的弟弟崔敬友,就曾“置逆旅于肃然山南大路之北,设食以供行者”(《魏书·崔光传》)。南朝梁武帝的弟弟萧宏,仅在建康城里就开设了宿客和贮货兼营的“邸店”数十处。当时南北方的官吏,都建议政府给这些逆旅课以重税。这说明当时私营逆旅,已经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经济力量。 民间私营逆旅事业的发展,不仅说明了当时商业的繁荣,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那时邮驿事业的兴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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