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古代驿站与邮传 |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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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邮驿
1 历史上第一个《邮驿令》
东汉末年,军阀混战,中原地区非常混乱,普通百姓连日常生活都难以为继,自然更谈不上正常的通信邮驿活动了。史书上记载此时的情况说:“道路壅塞,命不得通。”所谓“命”,就是指皇帝和政府的文书命令,因为战乱,这些文书命令也不能通畅下达了。 《三国志·陈泰传》说,当时由于战乱,“一方有事”,即“虚声扰动天下”。因此,邮递十分困难,地方也很少给中央政府上书,“驿书”传递最多不超过600里。直到政治家曹操统一了北方,这情况才逐渐有了改变。 曹操和他的继承人加强了对邮驿的管理。曹丕建魏后,把长安、洛阳、许昌、邺、谯五个北方大城市建成五个军事重镇,称为“五都”。围绕这五都建立了四通八达的联络通信网。那时,曹魏的通信,绝大多数是军事文书,主要是靠快马投递,步邮较少。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社会秩序还不是十分稳定,步行邮递很不安妥。即使少量的步行邮递,也不用接力传送,而是找一些善于快跑的人,专程邮递。这些人,被称为“健步”,后来称为“急脚子”或“快行子”。他们往往跑完全程,中途不换人。曹魏有些专门的信使级别很高,他们常常可以与公卿同坐。女诗人蔡文姬有一次为丈夫董祀向曹操求情时,即曾碰到过驿使与公卿共坐的场面。《后汉书·董祀妻传》记载当时的情景说:“董祀为屯田都尉,犯法当死,文姬诣曹操请之。时公卿名士及远方使驿坐者满堂。”此时信使的身份较高,其原因可能与社会不安定有关,信使必须由较为亲近的人充当,才为可靠。而这些显贵的亲信,一般身份是大大高于过去充当信差的吏卒的。 曹魏时在邮驿史上最大的建树,是《邮驿令》的制定与实施。这是在魏文帝(公元220—226年在位)时由大臣陈群等人制订的。内容包括军事布阵中的声光通信、“遣使于四方”的传舍规定以及禁止与五侯交通的政治禁令等。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专门的邮驿法,对后世有深远影响。可惜的是,这部邮驿法原文已经失传,只是有些内容可以在《初学记》、《太平御览》等一些后人的辑文中看到。比如《太平御览》有几处引用了这部法令中有关曹操行军用声光通信的内容:“魏武(即曹操)军令:明听鼓音、旗幡。麾前则前,麾后则后”,“闻雷鼓音举白幡绛旗,大小船皆进,不进者斩”(《太平御览》卷三四○、三四一)。鼓音是声,白幡绛旗是色和光,这是古代声光通信的继续。书里还提到了紧急文“插羽”,即插上羽毛,颇类似后来的鸡毛信。 从上述材料看来,三国时曹魏的通信设施是比较发达的。 魏晋时期,继承两汉的邮驿管理制度,主管邮驿的机构归法曹。两晋时,法曹的官吏还利用邮驿宣布新法律。《晋书·刑法志》记载,西晋时主管法曹的官吏张华,曾表抄新律死罪条目,张贴在各地邮亭以示百姓。 三国时期,中外交通有较大发展,南方的吴和北方的魏,都和西方的罗马有交通往来。那时我国史书将罗马称为“大秦”。据说,孙权统治东吴时,大秦人秦论来到孙吴首都,受到热情接待。曹魏也与大秦有陆路交往。《魏略》记载,大秦的邮驿制度与中国极为相似:“旌旗黎鼓,白盖小车,邮驿亭置如中国……人民相属,十里一亭,三十里一置”。史书上既如此记载,可以推测,那时曹魏和大秦也定有邮驿往来。 西晋统一南北后,利用了曹魏原来邮驿的基础,并有较大发展。我们从晋时文人间书信往来的频繁,可以看出那时邮驿发展的规模。西晋著名文学家陆机、陆云兄弟,平日往来书信十分频繁,今存《全晋文》中陆云写给兄长陆机的信件即达35封。他们在书信中互相切磋学问,相道寒暖,互为勉励。陆云与他的好友杨彦明、戴季甫也经常有书信往来。从他给戴、杨的信中所云“疾病处远,人信稀少”,“去书不悉,得书以为慰,时去荏苒,岁行复半”等语来看,通信人之间住处距离是遥远的,可见那时邮驿达到了很远的地方。 东晋十六国时期,北方长期战乱,邮驿受到了影响。但从一些史籍记载看,那时军事驿传还在坚持进行。与祖逖齐名的晋朝将领刘琨,北伐时曾给晋太子和丞相各写一封书信,向政府汇报北上战斗的困难。这两封信现留存在《北堂书钞》和《太平御览》中。此二信得留存下来,说明当时刘琨的书信已顺利到达了晋都,中途经由刘琨的北伐战场山西上党和河北正定,长达千里之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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